王安石变法:变法和沉默是谁葬送了北宋?

一、

留给宋神宗的是一个超级烂摊子,国家行政体系庞杂、冗官冗费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虎视眈眈,禁军内部糜烂不堪,帝国的大厦眼看就要到了倾倒的边缘。

但这却也是中国少有的「盛世」,朝堂之上苏东坡、韩琦、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爱国而又能治国之人比比皆是。朝堂之下,国家藏富于民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可以算是真正的经济和文化盛世。往北方看,少数民族并无南犯的意向,花钱尚且可以买到平安 —— 这钱虽然不少,但其实也不多。

时而威胁宋朝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府库没钱了。换句话说,国家整体上是承平的,政治是清明而稳定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政府手里没钱了。政府手里没钱,意味着士兵可能会没有军饷可发、官员可能没有俸禄可发、皇上的陟罚臧否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历朝历代,百姓穷死的很多,但是国家要穷死的真的不多见。

宋神宗决定变法。或者说,他只有变法。问题是,这个法怎么变?有没有指导方针?有没有纵览大局的规划师?有没有详细的行动方案?有没有可以真正执行这个方案的体系。

有。

但是宋神宗的变法还是失败了。

翻翻熙宁年间这团乱帐,问题大概出在宋神宗和王安石身上。这俩实在是太想变法了!我们常说凡事不要执念太深,王安石的问题就在于 —— 他的执念太深了。

王安石有一个三不畏的方针,虽然这话不确定是不是他说的,但确实是他的变法方针没错。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于是,王安石的执念和国家极权主义终于把北宋推上了一条不归路,历史就在这里转身。

二、

变法的第一步,是党同伐异。这不是王安石的初衷,但确实王安石和宋神宗一手种下的恶果。党同伐异的结果就是朝堂之上反对新法者接连离开国都,御史台由检察机关沦为宰相和皇帝打击异党的工具。

北宋,在王安石之前也许有党争,但却从来没有这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赵家由于得位不正(陈桥兵变),为了维护统治采取的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策略,皇权和中央集权在很大的程度上被遏制。制知诰经常动用封驳谏诤之权反对皇帝的命令,地方士大夫更是天高皇帝远经常拒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至于御史台他们最喜欢就是找皇帝的错误。

而变法,需要的则是集权。王安石眼里的集权是大国家主义,是大权独揽一身,扫除所有阻挡变法的障碍,是扼杀、封锁反对变法的舆论。我们不知道王安石是否有主观上党同伐异的意愿,但其和宋神宗二人不断排挤、外放反对新法的官员确实不争的事实。韩琦、富弼、司马光、苏轼,无数的治世能臣被迫离开中枢。

而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党争。反对新法并不是错,新法有其很多的问题。但是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执念和大无畏却大错特错,以是否反对新法、以新法执行的政绩而非百姓的安居乐业来作为提拔或是左迁的依据才是大错特错。 

御史台也在这个时候沦为赤裸裸的党争工具,这从乌台诗案可以看出。即便此案没有被宋神宗做成文字狱,但不过是宋神宗还是爱惜苏轼更知道当于士大夫治天下的重要性。御史台揣测上意交出来的报告可是准备用文字狱把苏轼一整到死。

士大夫去国怀乡,朝堂之上便只剩下小人。小人无所畏惧,也无所操守,皇权也就是在此时扩大。到了徽宗之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变成了与小人共治天下,这大宋怎能不亡?崖山之后无中国,也许说的并不是这个民族,而是说的当时士大夫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北宋(徽宗时期)

三、

王安石有最好的初衷,吗?我们总说变法是为国为民,变法是利国利民,可是在王安石看来,变法真的是为国为民吗?我想为国是有的,为民只怕没有。

如果王安石变法的初衷真的是为了人民,那么他就不会对青苗法、保甲法等法律的弊端视若无睹!他的初衷其实只有一个 —— 富国强兵。在最初的辩论中,司马光说「天下就那么大块蛋糕,不在民间就在国家」,言下之意,司马光在指责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是在与民争利。

王安石给出的说法是,我有办法「过不加赋而民用足」,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把蛋糕做大不就完了。可是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条例其实并非如此,他只是没有在跟农民争利而已。以青苗法为例,政府在春天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20% 利息),再在秋天收回来。现在人都知道,这不就是银行放贷嘛,可问题是 —— 你可以一边当裁判一边当运动员吗?国家的公权力直接介入市场运行,变法的失败可以说是一开始就注定了。

变法的结果也正是如此,王安石的学生郑侠,冒着丢官甚至掉脑袋的风险走非正常途径给宋神宗上了一个《流民图》,给了变法致命一击,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可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是深远的,党同伐异的口子一开便再也刹不住车:司马光死磕新法、章惇又死磕司马光,两方人马不死不休的战争,最终让帝国在左右摇摆的党争中元气大伤。

而这还不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最深远影响,最重要的,历史便是在这个时候转身。宋朝的皇帝第一次手握如此大权,却又不像祖辈一样有得位不正的愧疚感,再加上少了文官士大夫的制衡,到了徽宗时候宋朝的皇帝们基本上都在随心所欲的乱搞。朝堂之上的君子士大夫不见了,剩下的只有谄媚的小人。

四、

王安石变法错了吗?对了吗?这很难说。只能说,那个时候的北宋是一道无解的难题。纵观中国历史,因变法而青史留名的不过寥寥数人,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他们的变法其实都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变法。商鞅固然让秦国强大,为后来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却也不得不承认,秦二世而亡也有商鞅变法的一份功劳。

新法总不会是十全十美,但是大家一起坐下来谈可能还有变好的空间。若是一意孤行甚至清净朝堂党同伐异,那就真的成了祸国殃民的新法了。我们应该警惕变法,更应该警惕变法带来的国家主义和沉默。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无法分清让北宋灭亡的究竟是士大夫的沉默还是王安石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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